环顾生活周遭会发现机器无处不在，我们早已习惯又期待机器与日常生活紧密结合。艺术与机械的关系是艺术史研究关注的面向之一，罗伯特·赫尔伯特（Robert L.Herbert）在《机器的来临：欧洲现代主义艺术》中，由现代艺术开始说起。工业革命以来机械大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然而人们对于机械的态度始终存有分歧，艺术家们亦是如此。赫尔伯特聚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此时现代主义艺术广泛地关注现代机械、科学和工业主题。

　　他认为对现代艺术的发展而言，机器「迟来了」。19世纪末艺术家们虽身处工业社会的喧嚣中，但他们偏重处理自然、原始、农村和花园的主题，他们将视线望向市郊和自然，以弥补工业文明下的心灵需求。

　　艺术为何与机器格格不入？这是由于机器具有标准化与大规模生产的本质，缺乏艺术所重视的手工、创意与个人表达之要素，这将在机器与艺术之间划出了明确的界线世纪末艺术工艺运动（Arts & Crafts Movement）和德国工坊（Deutscher Werkbund）中找到了容身之处。为求达到有效推广目的，结合美与实用性的工艺品采纳工业生产模式，将工业当作实现创意的工具。

　　一战之前立体派艺术家将工业制品纳入绘画之中，法国史诗立体派画家罗伯特·德劳内（Robert Delaunay, 1885-1941）时常描绘现代工业主题，借着鲜艳抽象元素的组合，如同跳动的音符一般，彰显法国现代工业的活力，以及在这股能量推动下所取得的国族成就。随着战争逼近，机器越来受到艺术家广泛关注。

　　意大利未来主义艺术家在作品中关注现代城市与机械主题，力图呈现发展中的工业都市里生气蓬勃的热闹景象。对他们而言，表达新工业时代来临不只是机械图像的选择而已，更是作品本身应呈现出现代生活中的动能活力。由于不满于意大利在20世纪初期政治与文化上停滞不前的状态，未来主义者希望重新找回上个世纪争取独立战争中的不凡活力，以期能够迎头赶上欧洲其他进步国家。1909年，诗人菲利波·托马索·马里内蒂（Filippo Tommaso Marinetti, 1876-1944）率先鸣枪，他在法国著名的《费加罗报》（Le Figaro）上发表著名宣言，向世人宣告未来主义的到来，此宣言具有强烈侵略性语言与文化上的新规划。他坚持艺术家必须扬弃以往的艺术和传统程序，着重于眼前这个发展中的社会，他大力赞美汽车等机械运动中所带来的「速度」美感，更胜于古希腊、罗马的静态雕塑。

　　菲利波·托马索·马里内蒂的宣言将未来主义定调为一场民族主义运动。随后不久，一群未来主义艺术家：翁贝特·波丘尼（Umberto Boccioni, 1882-1958）、卡洛·卡拉（Carlo Carra, 1881-1966）、吉诺·塞维里尼（Gino Severini, 1883-1966）和贾科莫·巴拉（Giacomo Balla, 1897-1958）在他们的作品中，将机械之美及其律动感给呈现出来。透过巡回展览与演讲的方式，未来主义遍及欧洲各大城市。在英国，艺术家暨作家的汉姆·利维斯（Wyndham Lewis, 1882-1957）响应未来主义的号召，他领导一群画家与雕塑家发起漩涡主义（Vorticism）艺术风潮，以漩涡代表能量的最高点，在作品中歌颂机械与战争，做好迎接世界大战到来的准备。不过随着战争的来到，漩涡主义随即告终，第一阶未来主义段也趋近尾声。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革命运动带来欧洲政治与社会的剧变，这也使得许多艺术家开始思索艺术的社会角色及其功能问题。在俄国，战争崩解了沙皇尼古拉二世与贵族统治体系，一些艺术家认为自然主义的表现手法等同过往的沙皇时代，面对新时代的来临，他们主张摆脱现实世界的表现形式，透过新建立起的抽象艺术语言创造未来。1913年马列维奇（Kazimir Malevich, 1878-1935）为未来主义式歌剧《战胜太阳》所做的背景布幕，上头只有一个黑白相间的方块图形，这预告了他之后至上主义（Suprematism）绘画的诞生，1915年在「0.10最后的未来主义展览」中，他一口气展出了数十幅创作于1913-1915年间的至上主义作品。马列维奇关注艺术的本质与精神性问题，希望藉由绘画来净化心灵世界，以期重建大战后的社会秩序。

　　1917年列宁革命成功之后苏联建立，以「和平、土地、面包」为口号的政治诉求获得大众和前卫艺术家的支持。在往后的几年间，艺术家与国家领导人携手合作，共同创造的视觉认同。历经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构成主义者时常以工程师和设计师自居，他们与科学家、设计师、建筑师和劳动阶级携手合作，积极投入革命活动与工业生产之中，构成主义艺术特别关注现代工业材料和技术的使用，借以引导工农阶级从手工转向机器的生产方式。

　　1920年弗拉基米尔·塔特林（Vladimir Tatlin, 1885-1953）拟定了一项雄心勃勃的创作计画《第三国际纪念碑》，可惜最终仅止于木制模型阶段。这座纪念碑预计高四百公尺，由玻璃和钢铁建造而成，上中下三部分旋转楼层将作为推动及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工作所在。虽然塔特林的理想没有实现，但构成主义艺术及其社会实践精神影响了往后的艺术发展，例如包豪斯。包豪斯是1919年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 1883-1969）在威玛创立的一所设计学校，早期以中世纪教堂为典范，强调集体创作的重要，之后将其乌托邦使命与工商业结合起来，以理性科学作为创新设计的方针。

　　战后，法国由政府发起了许多社会改革运动，社会机制需要被重建，「回归秩序」刻不容缓。此时艺术出现一种倾向，艺术家们表达对战前表现主义和前卫艺术的反对，他们拒绝立体主义、未来主义等艺术过于激进的造型语言，转而推崇古典主义风格。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1887-1965）和阿米迪·奥赞凡特（Amédée Ozenfant, 1886-1965）透过《新精神》杂志，宣告将「纯粹主义」（Purism）作为立体主义后的下一个阶段，他们提倡领略自然秩序的重要，推崇逻辑清晰、理性建构的精神，崇尚古典希腊建筑的简约形式和现代机器的金属之美，像是在由工业产品组合而成的静物画中，阿米迪·奥赞凡特即运用了古典建筑中常见的基本造型。勒·柯布西耶则支持美国的「泰勒主义」标准量产模式，以期法国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与勒·柯布西耶、阿米迪·奥赞凡特往来密切的费尔南德·莱热（Fernand Léger, 1881-1955）在他1920年代的作品中，表达了艺术与工业的密切关系，整体呈现出对现代世界的乌托邦幻想，代表了对战后重建的乐观解读。

　　革命后的俄国、胜战的法国以及包豪斯面对重建社会秩序的需要，保持乐观看待人类的理性和机器的效益。然而，达达主义者则持相反意见，他们历经战争可怕的悲剧，亲见先进武器所带来的杀伤力，认为机器灭绝生命和人性。达达主义在战后的德国获得许多追随者，战败和动荡的社会刺激了反战和反理性的氛围。柏林达达是所有地区达达运动中最政治化的，他们透过出版刊物、街头示威等方式，讽刺威玛共和政治，连同艺术的既有意义与定义也遭受质疑。

　　在《机器的来临》中，赫尔伯特梳理一战前后欧洲现代主义艺术所关注的机器主题，带来丰富的介绍与解读。在当今世界，随着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机械对生活的影响更加广泛，人与机器的关系也更加复杂，那么，机械的艺术表现又呈现出什么样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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