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9月3日，北京码字人书店，宥予在新书《撞空》对谈会上与读者交流 图/晓武
评论家李静称宥予为“美杜莎的反面”，目光所及之处，一切固态的物体都消融为活的、液体的或者气体的，成为了音乐、鸟、生命。
看完《撞空》，你会产生一种错觉。你会觉得，平日在嘈杂餐厅碰见的那些埋头和同事们吃饭、日复一日短袖白衬衫、散去时盘算着要买哪家共享单车月卡的业务员，在精瘦、平凡的表象之下，其实都是感受生活的能手。他们细腻敏锐地吸食周遭的一切，回到合租的家，个个都成了卡夫卡。
《撞空》是2023年8月出版的长篇小说，书中的主人公是在广州市中心上班的职员，写下它的人笔名宥予，30岁出头，自然也被认为有过类似经验。他当然也上过一些不咸不淡的班，还经营过卖黄焖鸡的饭店。但动笔写这本在地感丰满的长篇小说时，距离他搬来广州不过两三年，他与故事里反复出现的几条街道也仅有几面之缘。
没有求职打算，他揣着开饭店赚下的钱，决意来广州过一种低成本的创作生活。考察了几个区图书馆后，综合考虑了环境、人流量、房租，他租在了地铁线的终点站，每天朝九晚五地前往附近的黄埔区图书馆写作，根据四季的空调风口、窗外景观更换着馆内的心仪座位，听着巴赫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构建着30公里外的上班族生活。
截然不同于需要长期扎根陌生环境才有把握书写的那类小说家，旁人费力揣度、如同覆上了紧实难拆的塑料膜的外部生活，在他眼里却像透明脆弱的气泡，一戳就破。逛街的时候，他感到自己的大脑不受控地像是突破了物理界限，扩散、降落到周围所有的东西上，建筑、椅子甚至一小片树叶上移动的光斑，都源源不断地向他输送信息。其充沛程度甚至会形成负累，导致每次外出回家后都几乎虚脱。
开始写作之后，他终于找到一个途径来释放。偶尔谈及这份“困扰”，他仿佛试探着伸出食指揩拭柜壁的灰尘，看到一条笨拙而明显的痕迹时才明白，哦原来别人和我不一样。评论家李静充分感受到了他的“特质”，形容他像雷达一样对身边的处境时刻处在一种感应的状态。“而且他好像是完全不能忽略任何一种信息、任何一种处境，他能够随时在心灵中做出反应，并且把这种反应用特别精准、像诗一样的语言流淌出来。”她称他为“美杜莎的反面”，意思是他的目光所及之处，一切固态的物体都消融为活的、液体的或者气体的，成为了音乐、鸟、生命。
宥予回想起来，这种“特异能力”似乎与地点无关。读书时的河南老家，打工时的上海都市，他都无法摆脱这样的体验。时间上的划分更为明显，“得知母亲车祸去世的那一刻，我的听觉好像一下子变得不一样了。周围有好几十人，每个人都在说话，但是我都能听得到他们在说什么。我当时一下子就哭了，但其实心里并没有感到悲伤难过。死到底是怎么回事？周围很多人夸我懂事了，知道哭，反而给了我一种鼓励，让我哭得更狠，让我知道更该哭了。之前作为孩子，整个成人世界其实是有一堵墙围着，但在那之后你会感觉到堤坝一下子崩塌了，像洪水一样直接涌到了我的（面前）。我亲身体会到每一种关系的变动，不光是亲人，包括任何一个周遭环境里的人，所有的东西都在改变。这种改变令我特别清晰地意识到，如何拿出一个符合所有人期待的样子，但其实我心里知道我是在表演给所有人看。”
生怕打扰到别人，他本就偏小的音量被压得更低。从一楼到二楼，我们换了三次座位，仍然难逃被音响、旁人交谈以及咖啡机动静合力淹没的命运。怀着焦躁的心情，我艰难打捞他的微弱回应——卖过保险，打理过宠物公司的天猫旗舰店，在软件销售公司负责售后工作有过亮眼表现，应付客户无穷无尽的谩骂时他极具耐心，却在老板提拔他带小组时果断辞职不干。他视工作为机械的表演，“只不过不信邪，还是要做一做，其实只是在回避写作。”
面对提问，他很少直接回应，带着小说家的叙事节奏，不是兜个小弯那么简单，而是径直走向完全不相干的路线，在你不确定还会不会回来时突然急刹车——“我还是从头跟你说吧。”
宥予：说实话，真的是实话。我从认字开始就喜欢看字，但是当时我们那也都买不起书。课本之外，能看到字的地方我都看，比如化肥袋子、农药标签上的成分表，纸团啥的都打开。
最早看书应该是我妈妈去世后，她是在我上小学四年级时去世的。那时候我姐她们上初中，周末有几次带了书回来，有《呼啸山庄》，还有《简·爱》。那时候看不太懂谈恋爱啥的，具体情节也没记住，看完了就觉得这些人怪怪的，挺好玩的，和旁边的人都不一样。
我一上初中——那时住校，每周日傍晚骑几公里的车到镇上的学校。一开始在学校吃饭是用饭票，得驮一袋小麦到学校旁给合作的面粉厂，再拿纸条找会计换成饭票。等上初二的时候好像粮食价格涨了点，我爸算算账觉得给钱可能更划算，就一个星期给10块钱，但他没算到我当时在长身体，饭量增加了。（我）就每顿都饿，那时候知道赚钱特难，也不说什么。偶尔去我大姑妈家还能蹭顿饱饭，所以我现在见到亲爱的大姑妈，心里还有那种饱腹感，觉得很踏实。
有一次我们进到一个书店，到处都是盗版的李凉、古龙的书，托尔斯泰和雨果的则在角落里瑟瑟发抖。那时候肯定买不起，一块多也买不起，毕竟饭都吃不饱。最终不知道怎么攒出来几块钱，可能过了几个月，暑假前买了两本，一本是《战争与和平》，另一本真想不起来了。买回去之后翻开，第一页那个字密密麻麻，还有好多法语。那时连天下雨，铺天盖地。地面上全是黄水，树枝有时候会被刮掉，雨声交杂着夏末最后一批蝉声和鸟窝被吹散后幼鸟发出的惨叫。在这些声音下，我在堂屋的躺椅上看《战争与和平》，天黑也没太意识到。我爸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说天这么黑了，都毁眼了。因为当时电线给刮断了，我就挪到门口的廊子下，一直看到彻底没有光线之后。
第二天早上醒过来，又可以看到字了。那样花了三四天，就是大雨期间，把《战争与和平》看完了。很难说它到底给我的影响是什么，从此以后大脑里就会有另一个空间的感觉在，包括周围的一切，平原、树林、阴雨。
宥予：没有。到高中的时候写了一篇作文，班主任语文老师在后面批：“以后有没有兴趣在写作方面发展。”我当时想，我才不要在这个没前途的路上发展，觉得肯定会很难。我是前几天回想起来才发现，好多人都已经意识到我肯定是要做（写作）这种事情的，反倒是我自己一直在回避。
宥予：那倒也是。做了几份工作后开了一个饭店，有点积蓄之后，我意识到我对上班这些东西发自心底没有兴趣。所有东西我只是这样：有一个任务来了就把它处理干净，能处理多好就处理多好，执行上没问题，但是我就没有（持续下去的）动力。我十来岁就意识到自己的不上进，对父亲期待的那种生活完全没有动力。
宥予：我毕业后很长时间没看书——到广州之后，找了一些书来看，觉得哎也不难写，那我就试试，一写发现还挺难的。语言的节奏、叙述视角、切入角度，还有一个故事从哪个时间点进去更有力量等等，这些都是一点一点摸索。一般改完之后，很快又发现还是一堆垃圾。一遍一遍地再改，每周都要经历一次你觉得是垃圾到觉得写出了最好作品的那个极致的拉扯过程。
宥予：前两天有一篇刚定稿——其实我一直不舍得定稿。我小时候外婆会做黄酵母，会在太阳底下晒。她每次做都会有一块面团晒干集中在面缸里，下次再去发酵的时候，把那个面团拿出来用。我有两个中篇一直不舍得定稿，它们就是我那两个小面疙瘩。直到意识到那个人身上再没有一丝我的影子了，他真的变成他自己，我才放手。
宥予：也改了，不满意嘛，某一天当我决定写它的时候，就一下子，一个北方来的人的生活，带着他过去所有的那些东西（就来了）。
宥予：会有，最起码死亡的经历是有的。他的母亲、他也一样在广漂、他喜欢吃的东西……很多事确实是我的。但我和他不一样，而且我写《撞空》的时候特别警惕。因为离我们都太近了，一不小心就容易写出那种失意者的自怜，写出一种好像加了人工奶油般的浪漫，一种泛滥的温情。
所以我在写的时候不敢爱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有一只眼睛始终在盯着自己。但凡写着写着察觉到要动情了，我都会停下来，然后在图书馆溜达溜达，再重新检查一遍，确认没有我的情绪进去再接着写。
宥予：很多，我也没办法概括分析，我觉得他会收敛，为人处事上我比他更虚伪一点。
宥予：我比他更虚伪。有些事需要我公开表达的时候，我并不怕，但是我说完之后，会特别讨厌我说的每一句话。因为我很清晰地意识到，我说的时候，有四个我在起作用，一个是我期望中的我，一个是我想让别人看到的我，一个是我以为的我，还有一个更本源的我。
哪怕我知道更本源的我是什么，我也没法把我以为的我给抹除掉，然后我也没办法不去做想让别人看到的我。整个过程中我知道我的虚荣、我的虚伪、我的矫饰，还有我的真诚和坦然其实是同时存在的。可能这四个统一起来成为完整的一个时，那是真正真实的。假这样，我可能会没那么厌恶自己。我不知道别人会不会这样，你会有这种（感受）吗？
南方人物周刊：我可能没那么多，不至于厌恶我说过的话。你以前工作的经历中会需要经常对公众讲话吗？
宥予：卖保险的时候，还有晨会、年会也要做主持。写作之后我本来不觉得大家会需要我来讲自己，可能只需要说我是怎么写的就好了。上一次在佛山宣传彭剑斌的新书时，和他们见面，意识到他们会对我产生好奇，为什么会这样？
尤其那时候是我第一次真正地见读者，看那一张张脸，之前我都是一个人在图书馆写。对谈结束后有一个女生来问我，她说她也在写，但是有点迷茫。那时候我意识到虽说我的回答未必有那么大的作用，但可能会有那么一点点小影响。这个东西让我觉得还挺恐慌，挺怕的。我就尽可能把我真诚的东西讲出来，才让我不那么恐慌。
我以前其实不热爱文学，我之所以写是因为这的确是我能找到的我和世界和他人和自己相处的一个方式。我是遇到了（罗）丹妮还有（王）家胜（《撞空》编辑）、（彭）剑斌他们，我发现他们是真的爱这个东西。
宥予：我没有压力，但是我会有点被感动到。之前我常常觉得文学没用，尤其是在我听到很多人会用“祥林嫂”来讽刺别人的时候，明明很多书里已经把人理解得那么深了，为什么大家还在用那么简单的方式去理解人？
我在《撞空》快结束的时候挺空落的，当时就想到了一个长篇的题材，想用编年体写一个人的二三十年，但我在梳理的时候，发现里面有一个人拿出来好像就是一个很好的中篇。然后我就开始写那个，但那段时间图书馆也不让进，就在房间里写。当时还老犯鼻炎，后来又感染新冠，烧了五天痛苦死了。在那个过程中可能有两三个月写完了那个中篇，四万字左右。其实是不发表的东西，我不太愿意给别人看。写完之后，有一个朋友正好问我，她说她就想看点东西，问我有没有。
她上班，不写东西，也没看过《撞空》。我就把那个以母女为线的中篇故事给她看了。下午发的，到晚上的时候她看完了，说心里堵得厉害、憋得难受。之后她给妈妈打了个电话，两人第一次在电话里痛哭流涕，她第一次听妈妈说年轻时候的事，听她单纯作为一个女人的时候，她的爱、她的情感。
我没觉得我写得多好，或者说真起那么大作用，可能在那个时间点上确实让她有一个契机，终于愿意和母亲有那样一个沟通。如果我写的东西对这么具体的一个人稍微有这么一点作用的话，我心里是会有点慰藉的感觉。她和她妈妈从那之后，一直保持相对好的沟通方式。互相有了信任和支撑，想到这个我还很开心的。
南方人物周刊：你还写过一个关于父女的故事，主角为什么选择广州西关的一个女人？
宥予：一开始不是写“西关的女人”。一开始是做了一个梦，我梦见非洲的沙漠里有个叫赛里史龙洞的地方，里面有一条龙，那里的人以喝龙奶为生，醒来之后慢慢地就写出来一个男人生活在广州，但是他一闭眼就会有另一个身份，去赛里史龙洞的一个故事。写完之后我意识到它只是一个男人的自怜和矫饰，单独拿出来，最起码对我来说我是没办法接受的，是不成立的。最后我发现我要从他女儿的角度去重新写整个故事。
宥予：醒来后稍微记一下的很多，但是写出来的只有这一个，因为现在精力不够，要写的东西非常多。今年下半年要写一个长篇，这篇好多人物从去年年底开始，不断地在我脑子里蹦出来，时不时我就看到他们在那待着，他们在想什么、在挣扎什么、在说什么话。偶尔还会冒出来一个新人物，他可能稍微说一句话，我一下子就看到他的童年，他的整个路径。我在写其他小说的时候他们还在冒，它是发生在2022年下半年的故事，也很近。
宥予：会有。但我不会直接写很多大事，我在处理很多中短篇的时候也这样，我觉得直接写这个事没意思，我还是喜欢写一个事件可能过去很久了，但是在某个人整个生命中是怎么起作用的。就好像在水面上每扔一块石头进去，水波兴起之后，水波消散，那这个水面还是原来那个水面吗？那个波痕到底留下了什么？我还是更有兴趣去挖掘这些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