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比较中美在人工、能源、资金、物流、供应链以及税收等方面的成本，总体而言中国较美国仍占有比较优势，但差距在缩窄。制造业不同子行业由于成本构成及销售对象不同而可能在美国生产更有优势。

　　中美制造业并购面临诸多不容忽视的挑战。美国方面，政府对高端制造业的收购审查仍有诸多限制，国内就业保护强化，特朗普新政的具体推行也面临很大不确定性；很多中西部制造业利润率不高，本土化生产盈利前景不乐观。中国方面，短期内外汇管控政策趋严，且经过近年海外并购热潮，杠杆率攀升与投后整合消化也制约着企业海外收购的步伐。

　　美国在金融危机后的奥巴马时代即实施了制造业复兴计划——通过发展先进制造业，占据技术的制高点，其着力点在于高科技清洁能源产业、生物工程、航空航天、纳米技术等。特朗普也将重振制造业作为一项核心政策主张，但其着眼点在于提升就业，承诺把流向海外的制造业就业机会重新带回美国。两相对比，前者由于美国政府对高端技术领域的审查保护，中国企业很难参与其中；而后者由于在就业和资金方面的较强诉求以及非核心高端领域的相对侧重，为中国资本提供了参与可能。

　　对中国制造业来说，内外驱动因素使其处于升级转型的关键路口，海外并购需求迫切。外部因素令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面临发达国家制造业复兴“高端回流”与低成本发展中国家“中低端分流”的前后夹击；内部则面临人口红利消失、经济转型以及需求升级的倒逼。

　　所谓“高端回流”，即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关注创新、网络化、智能化、再制造、服务型制造等，大力发展机器人、3D打印、新能源汽车等先进产业，试图重塑制造业竞争新优势。如美国的先进制造业回归计划；德国的工业4.0 战略；日本的机器人产业革命。

　　所谓“中低端分流”，即“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的低成本优势正在被亚洲等新兴国家追赶。如巴西工业强国计划推出扩大市场规模、增加产品出口多元化的各种措施；印度全球推销“印度制造（Made in India）”，重点在于改善商业环境、增加投资吸引力，提高制造业就业水平，提高印度在全球制造业市场份额等。